中国互联网5000天后会发生什么?

自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国际专线接入世界,这个国家就无法避免地卷入一场新变革,这场变革涵盖了中国人的工作、生活乃至政治。在《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眼中,这场由虚拟世界引发的变革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革命,它最大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渴望。

这场互联网革命已经进行了20年,互联网也从PC时代过渡到移动时代,资本、技术、人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更新。如果说与凌志军在2006年写作的互联网有什么不同,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正以一种更具破坏力的技术与更强势的颠覆态度参与到这个国家的变革中去。

在这个专题中,我们专访《连线》杂志前主编凯文·凯利,还有中国互联网5位重要企业家,我们希望从理论和个体经历两条逻辑去理解中国互联网的潮流与原始动力,探索未来的方向。

凯文·凯利:中国互联网教父2.0

与1997年来华普及互联网知识的尼葛洛庞帝遭遇的热捧类似,18年后,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正在疯狂追捧另一位外国人凯文·凯利。

本刊记者 / 吕昊  本刊特约撰稿 / 杨迪慧 邹丹丹  实习生 / 程曼祺  图 / Brian Frank

中国接入世界互联网的时间是1994年4月20日,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从北京玉泉路19号中科院高能所横跨太平洋,接入斯坦福大学SLAC计算中心。

这一年,42岁的美国人凯文·凯利把自己关在密不透气的玻璃太空实验舱里,探索生物与机器完美共存的可能性,并将这次经历写进了他的第一部科技预言著作《失控》。

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之后,互联网正在这里掀起浪潮。《失控》出版过去20年,中国的弄潮儿们,包括马化腾、张小龙、王小川、张向东、傅盛,都将凯文·凯利视作神奇预言家而膜拜追捧。这部分是因为他在《失控》一书中预言的物联网、电子货币、虚拟现实、大众智慧、互联网去中心化等事物和趋势都逐个实现。

微信缔造者张小龙在多个场合明确说,凯文·凯利对人性与技术的观点启发他开发了微信,微信的性与暴力更多来自与凯文·凯利对技术之外的思考。对此,凯文·凯利在美国旧金山西南的沿海小镇帕西菲卡对我回应说:“性一直都是新科技的主导者。”

这是2014年3月20日。我带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家的疑问在凯文·凯利书房中与他交谈。书房中摆着他从中国买回来的三国人物公仔。采访全程中,我戴着谷歌眼镜—这是谷歌公司的开拓性互联网新产品,他则回答了中国互联网未来5000天会发生哪些巨变,并对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热点事件进行评点。

中国的天气

凯文·凯利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来自1970年代的香港,在那里,开放的商店和工厂随处可见。他的妻子是台湾人,这也成了他了解中国的窗口。

他与中国的关系随着2010年后的几次访华变得密切,很多人带着现实的问题来找他,问他自己的公司会不会成功、20年后互联网会出现什么明星产品,人工智能哪一年会实现……面对这些问题,这位技术哲学家束手无策。

“很多采访我的人都没有真正读过我的书。”他说。

“别人经常问他,你说中国哪个公司将来会走?他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看得更长远,”3G门户总裁张向东说,“他曾经讲,‘人们只关心明天的天气,却不知道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季节’,凯文·凯利是在关心下一个季节的事。”

凯文·凯利对“失控”的定义是“不去控制”,有些人说这与老子的“无为”论相似,即顺应自然,放手任科技自由生长。他认为,在未来中国,“失控”意味着防火墙的消失和山寨文化的改变。

1998年,中国防火墙的主创者方滨兴围着超过两万公里的国界线建起了一座虚拟网络长城。2002年,中国大陆实现了网站关键字过滤。直至今天,如果在Twitter新建账户时选择居住地为中国,仍能看到简介框里的默认签名:“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这句话正是1987年中国通过和国际联网发出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内容。

在凯文·凯利看来,不久中国人就会越过网络长城重新走向世界。

2010年,凯文凯利第一次来中国,是为了《失控》中文版发布。此后,凯文·凯利和他的书在中国迅速引起热潮。

3G门户总裁张向东、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腾讯总裁马化腾都把这位预言家请到中国,对话互联网发展趋势。微信之父张小龙也是他的忠实信徒,有媒体透露,微信的求职者只要说自己看完了《失控》,就能直接通过张小龙面试。搜狗总裁王小川则干脆将他封为“神”。

听起来有些夸张,他的书成为中国互联网人的新一代圣经。人们试图借他解决一些最具体的苦恼。

2012年,马化腾第二次邀请凯文·凯利来华进行一场论坛对话,在那场论坛上,凯文·凯利回应互联网时代不存在长期垄断,他的这一论断直接帮助马化腾化解了此前被周鸿祎指责腾讯垄断的尴尬。

2013年一场中国互联网企业家参加的论坛上,金山网络CEO傅盛心急火燎地直接向凯文·凯利“求救”,问金山网络如何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巨头的攻讦下存活。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曾将中国互联网的革命形容为“新革命”,他认为,中关村的最大贡献是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20年后,中国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各怀心事的互联网企业家一方面要应对政府管控,一方面又要在商业逻辑上对抗竞争对手垄断、寻求创新。他们需要一位深谙互联网之道、身份权威的外来思想家提供思想资源。

对这些各有诉求的“信徒”,凯文·凯利的态度是开放的。尽管他对我说“不太记得这些中国企业家都是谁了”,但他不介意粉丝们利用他的想法去改造互联网。他相信互联网的本质是复制,在他的个人网站,所有资源都免费公开,包括他出版过的11本科技著作。

并非所有人都热捧凯文·凯利,19年前创办中国首家提供中文信息的网络服务公司瀛海威的张树新,对凯文·凯利并不感冒。当年,张树新曾视另外一位外国人尼葛洛庞帝为中国互联网知识的启蒙者。

早已淡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张树新反对拿凯文·凯利的理论对照中国现实的互联网20年的发展—“凯文·凯利是位技术主义者,一位技术超验主义者。他讲互联网的自我生长,但其实中国互联网的20年根本不是自我生长,是一个不一样的图景。今天中国的互联网是不健康的,是信息控制和政治控制驱动的。”

有人说凯文·凯利是走穴,说他是“洋忽悠”,也有人说,他为了赢得人们的好感,刻意迎合中国互联网大佬们的说辞。

面对这些指责与猜测,凯文·凯利并不在意,他告诉我,他刻意避免从任何活动中获利,为的就是保证观点不带倾向性。

在2007年的一场TED演讲中,凯文·凯利对互联网未来5000天做出了新的预测。他认为,在云技术的支持下,互联网将发展成一台巨型机器,一切现实事物在云端被联结。

他不止一次向外界描述过这部想象中的庞大机器。他叫它“The One”,并坚信这将是人类迄今为止创造过最可靠的机器,它永不崩溃、运行无阻。他预计这部机器会用掉地球上5%的电力,每秒就有半个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多的资料在其系统内部周转一遍,2040年,急速增长的万维网将在处理能力上超越人类大脑。

凯文·凯利对他能够洞悉未来互联网潮流走向的本领充满信心,他告诉我: “如果我在10年前告诉你,今天的互联网将要到来,你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套经济模型能支持它的存在。如果我又说,它会是免费的,你会回答,你在痴人说梦,你太乐观了,你是个乌托邦主义者。然而,它今天已出现在我们眼前。”

如今,5000天过去了一半,云项目像他当初预计一样迎来爆炸式发展。但没有人知道将互联网连为一体的机器“The One”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凯文·凯利自己也不知道。“预测者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是,那些稍晚才会被证明是正确的预言现在看起来却很傻,而现在看起来极有可能实现的预言往往不会实现。”他说。

预测者,而非预言家

这位互联网理论家住在一片安静的居民区里,路旁高耸的棕榈树和桦树遮天蔽日,信号微弱,电话经常无法接通。

这栋暗红色的两层别墅是他在1990年买下的。一楼客厅中央摆着一个用塑料泡沫堆成的两米多高的机器人。二楼是他的工作间和卧室。白色的工作台上摆着各式各样用乐高积木拼成的城堡和塔楼,天花板的木制横梁上垂下彩色塑料棍拼接出的多面体玩具,整个房间像一个小型科学馆。

书房窗台上摆着50个透明罐子,里面装着岩石、海胆、昆虫标本,动物骨头、木屑,甚至几截没煮熟的意大利螺旋粉。

“12岁的时候,我就制造了一个自然博物馆,收集野生生物。”凯文·凯利告诉我,现在的他仍在四处搜罗,只是范围越来越广。互联网是他最新的收藏品。“互联网是我想收集的第一个技术,在我看来它比起机械更贴近生物,是第一个充满人性的、有机的技术。”他说。

1952年,凯文·凯利出生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新泽西州。高中时期的他是个彻底的嬉皮士,痛恨工厂,自己盖房子、养蜜蜂,热爱生物和大自然。19岁从罗德岛大学退学后,他一直是个非主流的自由职业者。

在人生的前30年,他鲜有正儿八经接触技术的经历,工作对他而言是四处游荡、拍照、写旅行专栏和攻略:他在亚洲游历了7年,从20岁到27岁;他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之地过夜;他在爆发伊斯兰革命的德黑兰办刊;他骑行5000里穿越美国大陆。其间,他还鼓捣了一个以显微摄影技术拍摄的人类消化系统纪录片。

1984年,32岁的自由撰稿人凯文·凯利在New Age Journal杂志发表了一篇描述网络文化的封面报道,那时万维网尚未出现,人们还在期待电脑发展成巨大的信息数据库,他却敏感地觉察到了互联网帝国的巨大潜力,提出计算机的未来不是存储而是连接成网。

由此,他创办了Co-evolution Quarterly杂志。该刊关注非主流技术新闻,是嬉皮士反传统精神在科技界的延续、网络技术的狂热分子集散地。他亦自此与互联网结缘。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种种预测应运而生。凯文·凯利坦言,在万维网最初出现的几年,他曾对这个陌生的新世界做出错误判断。“我们在《连线》杂志探讨,觉得未来的互联网是一个类似电视的东西,你可以搜索到成千上万的频道,由专业电视人制作,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观看各种节目,例如滑雪。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互联网用户成为了网络内容的真正创造者,普通人大量使用YouTube上传视频,甚至用手机传播,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他说,“我们原本只期望它变成进化版的电视,变成TV2.0,可最终呈现出来的是更好的东西。”

经过四年的观察与思考,1994年,凯文·凯利出版《失控》,完成了他对科技社会的第一次准确预言。这本书为他赢得了持久的声誉。2004年《黑客帝国》DVD版中,片尾字幕鸣谢了凯文·凯利并推荐了他的《失控》,据说导演安迪·沃卓斯基在拍摄之前要求全剧组成员都阅读此书。

但虔诚的基督徒凯文·凯利不愿用“预言家”形容自己。他将这个词换成了预测者。

“我不是神。”他说,“没有人可以成为神或者先知。人们只记得我说对了什么,但却忘了我也有错的时候。”

隔绝越来越难,界限不会消失

90分钟的访谈内,KK预测中国互联网未来趋势,讨论垄断为何无法持久以及滥用科技会否造成新的《1984》。

本刊记者 / 吕昊  本刊特约撰稿 / 邹丹丹  实习生 / 程曼祺

博客天下:你如何看待中国?

凯文·凯利(KK): 1972年,我就去过台湾。我对中国文化的第一印象就是对它感到十分惊奇。在我的家乡,美国东岸的新泽西,华裔族群很少,我们也很少去中餐馆看到筷子。这和我现在生活的加利福尼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加州和中国有更多接触。但我以前没有。所以我的第一印象是很惊奇,我会用这个词,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它高度进化,十分丰富和十分复杂同时存在。

我在中国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因为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我可以到处走,甚至走到别人家里和田里。当时我十分兴奋。这种自由来源于中国人有十分不同的隐私观念。我有一种感觉,至少在发展中的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外显,你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事。开放的商店、开放的工厂随处可见。我可以看到所有事情的过程。这种文化的透明性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惊喜。最开始我去了台湾和香港,后来又去了中国大陆,这种文化透明性一直存在,我从这些地方学习到中国文化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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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在2007年的TED演讲中,你谈到了互联网未来5000天。中国互联网未来5000天里会发生什么?

KK:首先,在未来5000天,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将不会和美国的互联网产业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将有很多转换和沟通。现在中国互联网被防火墙隔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不是未来的5000天而是100天,中国将与世界走到一起。

首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中国来说,要保持隔绝将变得越来越难。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生意会让他们改变原有的隔绝政策,向海外开拓市场的动力驱使他们不得不向外发展。未来,我们将不再看到隔绝的互联网。

其次,中国将会很快地摆脱那种山寨任何东西的山寨文化。山寨文化将变成一种更具创新性的力量,创新会来临,他们先是地域性地出现在中国,然后走向全球。现在正是两种模式转换的关键时刻。如今的中国正在经历美国也曾经历的复制文化时代中。当美国最初发展时,它复制英国的一切。学生就是要向大师学习才能在日后变成大师。所以,我认为在未来5000天,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创新的中国。

博客天下:你刚才提及防火墙,对于防火墙你怎么看?你认为科技最终能打破防火墙吗?

KK:互联网是一个追踪机器。一切事物接触互联网后都会被追踪。从这个角度上说,如果政府要追踪你并阻止你去某个地方,它完全能做到。所以技术上来说,防火墙总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科学技术并不能阻止权力,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选择。所以,未来会不会有防火墙并不由技术决定,而是由政治决定。

博客天下:政治力量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影响力有多大?

KK:我觉得影响是巨大的,事实是在中国有防火墙和政策来保护中国互联网企业。但随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全球化,这些保护需要转变,因为到最后,他们将弊大于利,这是一个权衡。它们有好处,但我觉得和缺点相比,优点正在减弱。所以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要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全球化。

博客天下: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中的山寨现象?

KK:抄袭、山寨要比创新容易得多。因此,人们自然会去做山寨,因为这样并不费力。但是创造才是价值的所在之处,山寨产品其实毫无价值,人们利用山寨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如果你想要赚大钱,或者想要创造真正的价值的话,你必须得去创新、去创造。如果你只是山寨别人的话,你就是在走捷径,而走捷径是不会给你太多回报的。山寨很简单、很廉价,也很不值一提。如果你的目标只是为了山寨的话,你并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想“山寨”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只需要比其他山寨商动作快一些就行了。而如果你的眼光更长远,看到了创造的价值,最后你就会知道,一旦你自己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之后,人们就会来山寨你的作品。这样一来,你就需要继续创造。然后,你就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难以被山寨的东西上。

博客天下:中国互联网公司能够赶上甚至是超越硅谷吗?

KK:我认为,未来会有一批中国网络公司的领导者成为世界著名网络公司的领导者,这非常有可能。也许在很久之后,硅谷不再是网络公司的中心,同样的,这也是“网络效应”。但北京要超过硅谷还需要一段时间,我觉得大概还需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让资金聚集到一定的程度。因为你要知道,你越成功,才会吸引越多的人才和资金,这种聚集优势需要很久以后才会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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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北京将从哪里超越硅谷?

KK:如果中国公司集结他们在某一方面的力量,例如软件或者网络应用,与硅谷抗衡的话,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真正的颠覆总是来自另一个新领域,比如说,做硬件的IBM被软件公司颠覆,于是微软占了上风,因为微软在做与IBM不同的事情,他们做的是软件。同样,我认为,谷歌是一个搜索引擎公司,而下一个主宰硅谷的公司就不会再是搜索引擎公司了。所以硅谷下一个主人可能是来自别的领域的公司,比如说推特。如果你想在中国复制一个硅谷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新的成功必须有新的创意,必须来自既有的成功圈子之外,也许它来自人们毫不在意的东西,可能是人工智能(AI),但不会再是与软件有关的东西了。

博客天下:关于创新,你对中国网络创业者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KK:创新是很困难的。有时候太过于创新往往也不被人们所接受。你需要仅仅比其他人超前一小步就行了。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你需要信心、创造力和勇气。

人们经常会走到这样的困境中:一种是,大家都去做显而易见的东西;另一种是,不显而易见的东西总是看起来很荒谬、很愚蠢。而我们正是要对“愚蠢”的点子有信心,要去尝试。即使几乎没有人认为你会成功,你也必须和其他人的意见对抗,去坚持你自己的东西。

创新也不代表争第一。亚马逊不是第一个网上书城,谷歌不是第一个搜索引擎,Facebook不是第一个社交网站,做一只出头鸟其实是很危险的,第一并不代表成功。

博客天下:今天的互联网世界里,巨头不断在吞并其他小企业,在国外,Facebook斥重金收购Whatsapp;在国内,腾讯、阿里、百度三大互联网巨头公司也纷纷收购或入资很多小公司。未来垄断是否会成为一种潮流?

KK:“垄断”一词在现在看来不那么可怕了。公司网络规模越大,权力也就越大,网络经济圈里就会产生一种我称之为“自然垄断”的现象,因此,谷歌会越做越大,Facebook也会越来越强大,他们还会收购更多的公司。之所以叫做“自然垄断”,是因为垄断在工业时期,总是被作为伤害消费者的工具,让产品价格飙升,而现在我们的垄断则是让产品免费,这样一来,受益的就是消费者。对于这样的垄断,消费者是欢迎的。关于“自然垄断”我们要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例如Facebook可以成为一个社交网络垄断公司,但它也可能很快就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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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在最近发表在《连线》的文章中,你提到,我们处理越来越泛滥的监视的方法,是把传统权威对普通人或下属的监视,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监视。如果技术成为人与人互相监视的工具,会不会导致人类彼此缺乏信任,隐私、法律荡然无存,社会结构崩塌?

KK:我之前提到过,科技想要对我们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我们困在这样的陷阱里面。未来5000天中,我们可能会互相监视,政府在监视我们,我们也在监视政府。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达到的是将这种平等监视文明化,我们必须做到,如果有人在监视我的话,那我也要有监视他的权利。我要知道他掌握了我的什么信息,他所掌握的我的信息都流向了哪里。我还要知道他手上的关于我的信息是否真实,如果不真实的话,我必须得有修改它们的权利。未来理想的状态是,警察可以监视我,我也可以监视警察,我们知道政府所掌握的我们的信息存放在哪里,也能够合理地修改那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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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你怎么看待斯诺登?

KK:我觉得他是一位英雄,他所做的是伟大的事情,他尝试使一些危害公民信息安全的行动和计划变得更加透明。虽然我们没办法阻止美国政府、美国安全局跟踪信息,但我说过,他们想要追踪我们的信息的话,他们就必须得让我们知道,并得到我们和法律的允许,而我们也应该有权利去查看他们所拥有的我们的私人信息。这就是斯诺登想要做的事情,他在一些采访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只是想要美国国家安全局变得更好而已,而美国国安局错误地把斯诺登当成了敌人。斯诺登的行为是在告诉美国国安局一个浅显的道理,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就必须遵守法律。因此,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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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棱镜计划的意外泄露是否表明我们可能处在奥威尔所描述的《1984》时代,或者有这样的风险?

KK:是的,可能就是这样。实际上,所有的技术都有可能被滥用。但如果某一种科技不是那么强大的话,它也就不会被滥用了。迄今为止,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大的科技就是互联网,因此,互联网就会被滥用。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某些组织、机构可能正在利用互联网做一些可怕的事情,这是无法避免的。也许你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吃惊,因为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它会发生的。科技可以被武器化,也可以被用在不当的地方。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要放弃科技,这意味着,我们要赋予科技正确的任务。

博客天下:能否预测下科技领域在20年后会有什么新变化?

KK:我觉得科技领域未来的突破会是人工智能。比如说,就像电影《她》表现的那样,(电影《她》:斯派克·琼斯编导的科幻爱情电影,讲述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相爱的故事)。《她》中发生的故事,可能会在20年后出现。然后是智能衣服,它能够感应到你的姿势、你在做什么,并且对你的状态进行反馈,所以,以后可能不仅你的电话会响,你的T恤也会发出声音。还有弹力屏幕,那种可以卷曲、折叠的屏幕,你可以带在口袋里,然后需要的时候就展开。我们可能还会发明更好的穿戴设备,比如说一种设备,它能够直接和你的大脑进行交流,你不需要用手或者嘴巴发出任何指令,这在20年后可能会出现。还有核能、人工太阳、合成太阳能,我们在未来可以用它们来发电。电力汽车,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但是我觉得以后会更加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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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机器人已经在替我们做一些决定了,你觉得以后机器人会代替人类做更多决定,甚至有关生死的决定吗?

KK:我们并不会让机器人做一些我们自己想要做的决定,我们只会让机器人去决定那些我们不想去决定的事情。比如说开车,我们让机器人开车,所以我们不用操心应该在哪里转弯,要开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仍然会自主做决定,而机器人则会去判断它们分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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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我们总是让机器人去思考问题,人类会变得更加懒惰吗??

KK:是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很懒惰了。我们不想干农活,所以我们有了耕种机、播种机,我们不想走路,所以我们有了代步的汽车。我们会继续这样懒惰下去。

博客天下:所以我们会失去更多做决定的机会?

KK:不是,是我们会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会继续做更多的决定,而机器人也会完成我们更多的要求和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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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我们仍然是控制者吗??

KK:我们会控制那些我们想要控制的东西。我们控制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不想要的我们会让机器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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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在有些电影里,机器人占领了地球,这样的想象会变成现实吗??

KK:不,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不想要那种事情发生,所以它就不会发生,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人想要让机器人占领地球,所以它们不会占领地球。我们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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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天下: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边界”。边界通常都有政治和地理含义,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边界会被重新定义吗?

KK:互联网确实在重塑边界,但是现实的地理边界是不会消失的。因为这涉及到太多的因素,比如说边界两边的人们讲着不同的语言。除非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语言,都共享同一种文化,不然现有的边界是不会消失的。我们认为在互联网里,这种地理意义的边界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无论科技怎样发展,只要地球上有着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甚至不一样的食物,就会存在边界。

张树新:世界之初,我想过所有事

1998年,张树新痛失将瀛海威打造成中国互联网模板的机会,她的后继者们,踩在她的肩膀上创造了现在的互联网世界。

本刊记者 / 汪再兴  实习生 / 程曼祺  图 / 王钊

现在,50岁的张树新已经很少来公司,她仍是联合运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这家投资公司由张树新创立于1999年,英文名是“Genesis”,意为《圣经》中的第一章《创世记》。《创世记》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张树新的办公室里还摆着一尊塞万提斯头像,这位西班牙作家笔下诞生过一个著名狂想者,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这样的陈设契合张树新过往的经历与结局—一名狂想者在打造出中国互联网最初的天地后铩羽而归。

19年后她依然干练,留存着1995年创立中国第一家提供中文信息的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时的部分意气风发,但难觅1998年她因与大股东中兴发集团不合而被迫从瀛海威辞职时的黯然神伤。

“事业上的任何事都不值得你这么痛苦。”张树新站在摄影师布置的聚光灯下微微抬起下巴,习惯平静生活的她无意中露出了当年的锋芒。

中科大诗社社长、学生会主席、记者、策划人、互联网企业家、投资人,张树新的角色一直在转换。但今天,很少人会将眼前这个散发知性气息的女性与当年“中国互联网第一人”联系起来,她的员工很少在办公室见到她,连公司的分析师都不知道这位女老板的过去。张树新的秘书告诉我,张树新已经不怎么参与公司运作了,过去6年来,她一直在进行环球旅行。

张树新证实了秘书的说法,现在她自嘲是一个“闲散人士”。6年前,她把联合运通公司的日常经营交给了合伙人,自己过起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活。梁文道、许知远、崔卫平等都是她私人酒窖里的座上宾。这不太像一个企业家的交友圈。她的不少朋友对她与瀛海威的历史也不甚了解。

习惯平静生活的她不愿意多谈过去,她对那些外人打上的标签不以为然:“你们要找的是那个时候的张树新,不是现在的我。”见面当天,这位被财经作家吴晓波列为《大败局》中第一人的女企业家心情甚好,她轻描淡写地讲述自己当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的失败经历:“我不过是中国互联网的垫脚石。”

她只是在周游世界的间歇,才会偶尔回到这个挂满她女儿画作的办公室。这里的书架上有政治、历史、地理、互联网等种类繁杂的书。照片里有她刚毕业做记者时的青涩摸样、创立投资公司期间在伊朗出差的留影,还有参加阿拉善联盟等公益活动的照片。但唯独没有她创立瀛海威的印记。

Demo

正如《圣经》中上帝创造了天地,又亲手用洪水冲毁了它。张树新打造了中国互联网最早的Demo(模板:指具有展示、示范功能的事物)。她说:“在世界之初,我想象过所有事情,哪里种树,哪里栽花,潮怎么涨,土在哪,这些我都在脑子里想好了。”

即便站在20年后去看, 当年张树新为中国互联网世界设计的最初图景也充满着大胆且狂想的堂·吉诃德色彩。

她设计的是一个五脏俱全的互联网世界。登录瀛海威公司的上网客户端“瀛海威时空”,就能进入这个世界,人们可以在这里使用“论坛”、“邮局”、“咖啡屋”、“游戏城”等多种服务。1997年,瀛海威还做了一个名叫“新闻夜总汇”的项目,汇集当天各大报纸的新闻,其形式类似在1998年后才兴起的王志东的利方在线(新浪网前身)以及张朝阳、丁磊更晚开办的搜狐、网易等新闻门户网站。

她甚至还希望瀛海威发展电子购物,并有预见性地发行了用作网上交易的中国最早的虚拟货币“信用点”,那时马云还没开始做阿里巴巴,而直至今天,中国的互联网金融仍在利益部门的攻讦下夹缝求生。

这的确是一个早熟而又失败的模板。有人说是因为时机。那些善于描绘人性的作家也将失败归结为张树新的性格,这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色彩大过现实主义的女人。

在采访中,张树新4次提到瀛海威的失败是因为“它太早了”。1995年,中国互联网与国际接轨刚满一年,当时中国公众对互联网仍然普遍无知。张树新开始不断向政府官员和老百姓推销Internet,当时她干了一件带有行为艺术色彩的事情—在中关村南大街零公里处竖立了一块著名的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在这块广告牌以北1500米处,是当时的瀛海威科教馆,当年这个科教馆的主要作用是让中国人体验“网上冲浪”的乐趣,并向来访者推销“瀛海威时空”这一软件,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苹果体验馆。4月6日中午,我来到位于魏公村路口东南的瀛海威科教馆旧址。现在,这里是一家名叫“刘家香”的浙江菜馆,于2005年开业。前台的女店员从没听说过这里曾有个瀛海威科教馆。她只知道在餐馆开业前,这里是个邮局—张树新自己也未曾料想,瀛海威科教馆的地盘竟一度被与自己有错综关系的邮电部系统所占据。与现在进出这里的食客相似的是,十多年前光顾这里的人同样饥肠辘辘,不过他们当年寻求的是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上网体验。

1997年,《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第一次访华,获得尼氏22万美元投资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趁机火了一把。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次活动的所有费用都由张树新承担。这是一次官方研讨会,当时在国务院信息办任职的高红冰参与了活动联系和安排。张树新认为这类活动办成了,是一个官方认可互联网的信号。

同年夏天,当瀛海威陷入资本链危局时,张树新还专门劝说杨元庆在卖电脑时装上调制解调器,把联想“1+1”做成联想“1+NET”,结果杨元庆不理解,他反问张树新:“我卖电脑就卖电脑,为什么还要装网络呢?”

当天,张树新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当时她与瀛海威遭遇的窘境:“我们本来是要卖面包的,后来我们要从种麦子做起。而卖面包的利润却无法负担种麦子的成本。”

1998年6月,张树新还没能亲手完成她为中国互联网设计的Demo,就离开了自己一手缔造的瀛海威,并任由时间的洪流将她缔造的那个互联网世界的最初雏形冲毁,而后来的互联网企业家更像是受了上帝怜悯进入诺亚方舟的那批人,终于踩着这位“垫脚石”女士的肩膀创造了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世界。

控制与驱动

“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张树新并不赞成凯文·凯利的互联网自我生长论。她认为,与美国互联网是硅谷和华尔街的双城记,主要由技术和资本共同驱动不同,中国互联网还是政治控制和信息控制驱动的。

她向我解释控制如何驱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有控制的地方就有反作用力,就有突破控制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进而就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互联网的趋势也印证了张树新的观察:与“微博”的流行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对真实信息的饥渴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引发热潮的背景之一则是国家垄断下的银行系统服务不周、效率低下。在张树新看来,中国互联网的畸形在于,在公民社会等很多东西还没有发展转化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互联网,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到15世纪的东西,又可以看到21世纪的东西。

她说:“中国的社会形态是1688年英国《大宪章》颁布前的那一套,而互联网技术又是与世界同步的。你看,马航事件发生的第一天中国人就通过互联网知道信息。”

张树新第一次触碰政治是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这次经历并不愉快。“灰烬”构成了她对“政治”的最初印象,1978年,她目睹了父亲的平反经过。

“他的黑材料有这么高。”当天下午,坐在红色大沙发上的张树新张开双臂给我比划,“当他的黑材料从这么高被烧成一堆灰的时候,他就从坏人变成好人。” 她的陈述带有一种戏剧性的荒诞感。

不喜欢与政治打交道但又不断遭遇政治,这使张树新由童年对政治的害怕走向成年时处理政治的老到、熟练。作为将互联网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她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向各级政府人员说明互联网的好处,打消他们对互联网的疑虑。她还记得在瀛海威时,她曾参加过一次有新闻办、邮电部、公安部等部门参与的会议。会议讨论的重点是网上卖东西要不要交税,网上发表不当言论,瀛海威要不要负责。张树新告诉我,互联网论坛里的“文责自负”就是她最先创立的。

那个时候瀛海威的办公室会突然进来很多人,有野心勃勃的投资者,也有忧心忡忡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让张树新解释什么是互联网。

“有一天我办公室进来了当时的安全部部长。”张树新说,“我力图说服他,技术是个双刃剑。网上有白宫,网上为什么不能有中南海呢?不信我就给你们看,延河水也可以流在互联网上。”这就是 1997年,张树新在瀛海威搞的一个大手笔—“网上延安”项目的初衷。这个项目后来常被用作张树新极度忽略市场需求和商业逻辑的例证。而张树新辩解,当时的她要证明的是互联网可以是个正面的力量。

1996年2月1日下达的国务院总理令规定,所有个人接入网络必须去公安局备案。80年代末担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当时是瀛海威的客户,已经快70岁的他对此项规定十分不满。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张树新却说:“太好了,有法规,说明它可以做,没有法规,中国可能永远也没有互联网。”张树新觉得,在和政府与政策打交道时,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

就在她自认为在与政府进行着一场良性互动时,只提建设性意见的张树新却败给了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中国电信。1996年,获得中兴发集团5000万人民币注资后,张树新试图以自建物理网的方式叫板垄断网络接入价格的中国电信。但面对有强大国家背景和垄断资源的电信,张树新自建封闭物理网络的尝试就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评价,张树新的行为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但并不明智,瀛海威最终铩羽而归,盛极而衰。

时至今日,她向我承认,当时她的很多想法是虚妄的。但她否认是整个产业环境的不成熟造成了瀛海威的失败。“其实第一个没有关系,贝索斯也走到今天。是他们(中国电信)用他们强势的政策把你颠覆掉。”张树新说。

20年后中国互联网仍在上演张树新当年的故事,抵抗与管制并行。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颠覆以往的权力关系,以“微信”为代表的OTT(指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提供网络应用服务)应用大行其道,使电信、联通等运营商如坐针毡;另一方面,因为冲击到传统金融机构的利益格局和当下的金融监管机制,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正面临阵痛。?

连接者

自称闲散人士的张树新正在回归当年的初心。离开生意场的时候,张树新说过一句话,“我永远不想见我不想见的人,吃我不想吃的饭,说我不想说的话。”张树新告诉我,这6年,她做到了。

但她觉得她今天还是互联网人。现在她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互联网将如何颠覆人的心理结构?”

张树新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有人曾对我说,你本可以成为马云,成为谁谁。但我仔细想过,换谁我也不换,他们钱比我多几万倍,我只要我自己。”

对历史研究很有兴趣的张树新还和许知远、沈志华等人一起发起了《东方历史评论》,这是一本拒绝碎片化、简单化理解历史的杂志书。许知远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张树新是2001年,那时候他们谈了很多有关互联网的事情。十多年后,当许知远被张树新的女儿带到张树新家的酒窖时,两人开始大量谈论旅行和历史。

许知远告诉我,《东方历史评论》杂志的诞生来自几位编委对历史的共识:谈历史是在寻求对现状的参照,同时也是对无法谈论现实的一种替代。

张树新并不参与杂志的具体编辑,但在初期,她对整个构架设计、杂志方向,都有重要的影响。她也是不定期的编委会会议的召集人。许知远将张树新视为文化圈和商业圈之间的桥梁,她在历史学家和企业家中都有广泛的人脉。

1963年出生的张树新在19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她说,那个年代是一个被认为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观念被大幅度重塑的时代。封闭了30多年的中国开始重新接触各种西方哲学、科学思想。

“进大学我就读尼采,读萨特。然后最时髦的就是写诗。那是中国的启蒙时代,启蒙时代就是要向上帝发问。”张树新说。

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中,张树新会不时冒出各种奇特的问题,她慢慢又返回到那个曾打造过中国互联网最初Demo的开天辟地者的状态,对一切新的、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和追问。

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东1座19楼的办公室内,她从书架上翻出几册她正在读的书,其中有本《乘小猎犬号环游世界》,阅读完后,她对两个问题兴趣异常—大英帝国是在以怎样的雄心丈量世界?为什么西班牙是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却没有为世界文明做出像大英帝国那样的贡献?当天下午临近黄昏,她转身反问我:“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中国更应该问的问题吗?”

张朝阳:除了作秀,还做什么?

作为中国最爱“作秀”的互联网公司CEO,张朝阳如何在一个以技术创新为主的产品经理时代生存下来。

本刊记者 / 韩紫婵  图 / 王卓

在位于搜狐大厦顶层的玻璃房间里,我见到张朝阳。这间玻璃房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流汇集,但在最近一年里,张朝阳只在极其必要的情况下,比如搜狐视频新剧发布或他出席明星活动时,才点亮玻璃房的灯。在3月19日那场长达90分钟的采访里,刚从闭关中走出的他与我保持着一种奇怪的隔阂,这种隔阂使他始终处在一种既兴奋又迷茫的状态—他经常答非所问。

看得出他在非常真诚地回答我的问题,但在很多时候,他的这种真诚反而使得问题变得难以回答。当我希望他回答,为何他在搜狐一切正常的情况下突然消失两年的问题时,他却开始努力地解释人类为什么会遭遇精神危机。“人类大脑最近一次突变就是互联网的产生,我们每个人资讯接收量和信息接收量大大增加,这样容易产生精神问题……最后我们的大脑就成了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就成了enemy(敌人),我们的大脑会无限循环钻牛角尖,导致我们最后出现痛苦。”

在摄影师给他拍照的间隙,张朝阳告诉我,最近他一直待在“树林”里,是我提前把他从“树林”里硬生生地给拽出来了,本他将自己的复出时间定在几个月后—那时,他将带领搜狐公司重返互联网的舞台中心。

他最后时刻的陈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好奇这位中国最爱秀的互联网公司CEO是如何在一个技术创新主导的产品经理时代重新定位自己,又是打算通过何种手段重返互联网的舞台中心。

不可否认的是,张朝阳曾经引领互联网公司的营销潮流。1997年2月,瀛海威的创始人张树新请来了《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帝,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张朝阳自告奋勇上台翻译,并对媒体宣传他是尼葛洛庞帝的传人,他刚创立的爱特信公司也受到了尼氏的投资。第二天,大量媒体报道了张朝阳与尼葛洛庞帝的故事,而真正请来尼葛洛庞帝的张树新则沦为了陪衬。张树新在17年后仍然对我抱怨:“我请来尼葛洛庞帝是为了普及中国互联网知识,张朝阳却把他拿来出名。”

能够看出创业之初的张朝阳,当时有多么努力地想站到互联网的舞台中央。

如今的张朝阳仍然保持着用新闻发布会和话题炒作自己的习惯。他说,他的营销术大部分来自“中国互联网第一人”张树新。当年,张树新把大部分的资金和人力都投在了瀛海威的宣传上,张朝阳也学着这样去做。

在中国互联网仍处在低级地模仿美国硅谷、产品形态趋同的时代,三大门户的竞争比拼的是广告投入与营销手段。虽然张朝阳缺钱,但很早赴美国求学,熟悉名利场规则的他却深谙制造话题之道,每次他都以此来谋取最大的曝光率。

由于融资不力,可供搜狐使用的资金仅是新浪的1/10。因此,张选择了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方法:树立个人品牌。一度,他像其他所有CEO一样大谈“泡沫就是互联网的革命”,并不时出现在各种公众场合,而私下里却在紧张地压缩成本。

张朝阳的成功史就是一部他个人的作秀史,1998年10月,他当选美国《时代周刊》“50位全球数字英雄”排在第45位。同时,他在天安门前玩滑板的照片被挂在《南方周末》的报眼上,被称为中国作秀史上第一人。

张朝阳作秀史的滑铁卢始于2009年,移动互联网时代前夜,新浪推出微博,尽管他跟进开发搜狐微博,并打算再次利用他擅长的营销术拉回人们在新浪微博的注意力,却尝到了失败。在那段张朝阳玩搜狐微博的时间里,人们关注张朝阳用微博直播大S和汪小菲的婚礼,记者们也乐于参加殷勤的搜狐微博美女公关们邀请的活动,但人们的热度往往只维持一瞬,并不足以撼动已经取得市场第一的新浪微博位置。

在2012年,张朝阳终于承认,自己亲自挂帅的搜狐微博在业务竞争中落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说:“过去两年间,我们确实输掉了微博之战”。

这位喜欢作秀的CEO曾在微博中坦言,微博和微信扇了自己两个耳光。但如今他告诉我,“我们没有机会也不会直接做一个微信或者微博,但我们会做出更好的手机新闻客户端。”

现在的张朝阳希望借助搜索、视频、游戏、新闻客户端的用户增长,在媒体2.0社交网络服务领域卷土重来,但他说:“这完全取决于搜狐能否不断创新。”他认为,现在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有很多种,并非只有腾讯开发微信那样突然爆发的明星级产品,也有一种创新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创新。 

他告诉我,搜狐未来的成功取决好的布局,“我们要寻求我们的突破点—我们的搜狗在腾讯入股之后如何爆发,从媒体平台到视频到搜狗到游戏都是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张朝阳说,互联网的变革往往来自每天对产品细节的改善,通过提高运营效率、改善营销方式,积累到一定程度,在外界看来就会爆发。“要实现创新,就要做到内部高效率的运营和对用户产品感受有一种极致的追求。”

费力且认真地说完这些冗长且枯燥的理论后,张朝阳重重地躺向身后的靠椅,继续沉默。毕竟,这不是他习惯向外界侃侃而谈的营销之道,而更像是一位产品经理在谈论他的技术哲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张朝阳愿意放弃以往擅长的营销套路。2014年4月2日,他再次出现在搜狐投拍的自制电视剧《匆匆那年》的片场,这一次他在片场“客串”了一次老师。当天,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部文革时代有名的电影名字《决裂》。这部电影名字部分契合了他现在的行为和心境,在这个产品经理为王的时代,张朝阳的内心和理念都已经跟当年那位只为“博眼球”的他产生了细微的裂痕,但他仍愿意继续保持他以往在公众的形象—那个流连于名利场之中的娱乐大亨。

雷军:互联网硬件好比繁盛的浮萍

雷军以通用软件起家,一度错过了互联网时代,但他并未满足,凭借小米站在互联网的新风口。在这个风口上,他说,猪都能飞起来。

本刊特约撰稿 / 吴达  图 / 黎晓亮

这个春天,44岁的雷军春风得意。在刚刚落幕的四周年庆“米粉节”上,12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内,小米公司卖出了130万台手机,创下逾15亿元的销售额,吸引了逾1500万名“米粉”投身其中,参与抢购的人数超过了深圳市的总人口数。

如今的雷军像走马灯一样忙碌,我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才与他会面。在我走入他宽敞整洁的办公室之前,他先送走了前来考察的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又和同事商定了与翌日来访的郭台铭交谈的内容。再往前推半天,他作为中关村的形象代表录制了亚洲卫视的一档节目。那一周,雷军有五个半天花在接待领导来访、出席主管部门的各种会议上,“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时间段。”

在外人听来,这更像是甜蜜的烦恼。更多的应酬证明了雷军和他的小米不只是互联网圈内的显学,其影响力亦已扩展到社会公共领域。他与格力董明珠打赌,与明星刘德华对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一跃成为各级政府争相邀约的座上宾。半年前的一天,他甚至有机会向习近平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们做个5分钟的小广告,讲解小米为什么能在不到3年间获得100亿美金的估值,并成为中国年轻人的随身之物。次日,《新闻联播》播出了5秒钟他的镜头。

雷军和他一手创办的小米公司让人肃然起敬,又暗自生畏。在这罕见的人前显贵背后,是他不足为外人道的低潮。他曾经拥有纯粹的理想,把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献给了一家通用软件公司—金山,这家公司以民族软件业旗手的形象示人,依靠自主研发的办公软件WPS与美国微软长年鏖战不休,历经几起几落,最终凭借网络游戏峰回路转,在2007年10月如愿挂牌香港联交所。

金山上市两个星期后,雷军现身商业脱口秀节目《波士堂》。但是看过这档节目的人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因IPO一偿夙愿而带来的喜悦,尚不足化解8年上市长跑给他带来的郁结。临近结尾,女主持人问这个38岁的中年人:“如果你的生命里没有了金山,还有什么?”“我坚信因为我是金山的总裁才被邀请的,”他回答说,“真的希望将来因为我是雷军,所以我才有机会坐在这里。”

雷军对媒体一直保持礼貌而有距离感的态度,这是他少数公开展现内心的时刻。之后发生的事情让这次露面有了先兆的意味:12月20日,雷军辞去金山总裁与CEO职务,理由是身心俱疲。而世事的奇妙在于,当一个人卸下使命必达的执念,反而更容易知悉万物滋长的要道,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雷军摆脱了日常缠身的杂务,真正由低头赶车变为抬眼看路,思考整个行业的远景而非一个企业的得失,进而把自己的才能注入到天使投资中去。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20多家公司,这些企业集中于3个领域: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网络社区。借助这个过程,他完成了对互联网的资源和知识积累,也找到了下一个激动人心的方向:智能手机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阶段他系统反思早年商业生涯犯下的错误并将其提炼为新的人生哲学,从而完成自我颠覆。他的好友、小米合伙人王川告诉我,“雷军突然有一天想明白自己是头猪,从此一切都一帆风顺了。”他解释说,金山时期的雷军既聪明又勤奋,不断地驱使自己和属下去达到一个高处不胜寒的目标,达不到就难免沮丧,“现在都是猪了,做多少是多少,他就放松了。”

2010年,过完40岁生日的雷军低调地创办了小米科技。他把重出江湖的起因归结为18岁上大学时看过《硅谷之火》后诞生的一个梦想:“创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听起来像是这位熟稔媒体的商人的公关之语。但是换个角度想,不惑之年的雷军的确已经完成了常人追求的自我实现:财务自由,交游广泛,现象级的影响力,集科技偶像、上市公司董事长、中国最负盛名的天使投资人等头衔于一身的传奇经历。

雷军用“盐碱地里种庄稼”来形容早年的创业历程,“那时年纪轻轻不懂事,想逆天”。至于今天,他强调顺势而为,“站在风口,猪也会飞”—互联网硬件的崛起便是小米加速度发展的风口。什么是“互联网硬件”?传统手机厂商卖手机是把硬件卖给客户,卖完后从此两清。小米卖手机,硬件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生意,由于购买者既是客户又是用户,卖完后彼此的关系才刚刚刚开始,小米依靠内容和服务吸引用户持续消费。而且,小米把电子商务作为主要销售渠道,节省渠道成本,主打性价比;凭借 MIUI细腻的软件界面,让用户获得媲美iPhone的用户体验;利用社交网络营销,取得远超线下的传播效果。

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季度,小米在中国的手机出货量超越苹果,位居国内市场第6位。

为了说明小米对传统手机厂商的颠覆会如何迅猛,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向我讲述了一个寓言故事:好比池塘中的浮萍,一开始的繁殖速度看似是线性的,其实是指数级的……第11天覆盖水面的1/8,第12天占到1/4,第13天占到1/2,第14天将布满整个池塘。

令我好奇的是,当小米获得连绵成功,雷军是否也为所取得的这一切有过骄傲不自胜的时刻?王川说,小米现阶段唯一的风险是雷军头脑发热,但是雷军没有,“他跟小米的所有人都这么说:做猪嘛,我们都把自己当猪嘛”。

?采访里,雷军出口频率最高的一句话是:“你同意吗?”他似乎更愿意运用劝导与说服的艺术,总是在一段自我阐述完毕后追加这句反问。我们在最后谈起滑雪,这几乎是雷军在生活中唯一放松自己的方式。这项运动有“小白粉”之称,讲究风驰电掣与风险把控之间的平衡,稍有闪失,极易受伤,与企业经营颇有相似之处。此前有人说雷军的滑雪风格激进。“还好吧,”雷军不以为然,“我滑了8年雪,从来没摔伤过。”

(本刊记者梁君艳亦有贡献)

王小川:前锋存活于丛林

在复杂而曲折的交易背后,王小川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如何避免陷入被互联网巨头摆布的尴尬境地。

本刊记者 / 韩紫婵  图 / 王钊

钝感,是一位杂志记者对搜狗CEO王小川这位互联网新秀性格特点的判断,“互联网大浪起伏,变化不断,搜狐公司有些人来了走了,陈一舟、许朝军、古永锵,乃至后来的龚宇,可王小川留了下来,还在搜狗,在清华科技园里。在这18年里,他一直蹲在五道口,蹲在清华东门方圆两公里之内。”这位记者给王小川冠以“清华东门守门员”的称号,用来形容他的坚持与专注,这个称号也很快在互联网江湖中传播出去。

这些叙述大部分准确,但最后的比喻与事实略有出入。大学时代的王小川在足球队的位置是前锋,以速度见长,他最好的成绩是一场进两个球。4月3日上午,他向我回忆当年那位足球少年的绿茵往事时说:“进球本来就是前锋应该做的事情吧。”在钝感中寻找进球的机会,是王小川在如今互联网巨头攻伐下的生存哲学。

王小川的触网经历比中国互联网20年的生命周期少一年,高中时期,他用一台古老的modem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触网。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上网的经历相同,这位奥赛少年天才刚开始也只是利用互联网冲浪和玩电子游戏。他的第一次上网经历并不愉悦,由于当时用电话线连接上网,他经常收到母亲的投诉,“打电话的母亲听到杂音就会不高兴,然后我这边就断了。”在时断时续的网络连接中,王小川完成了关于中国互联网的最初启蒙与认知。

高中生王小川对当时一款名叫《命令与征服》的游戏兴趣异常。事实上,在不久的将来,他不断重复这款战略游戏中玩家需要遵守的规则—积累资源、调兵遣将、远交近攻,最终拓展自己的疆土。

在王小川位于清华东门的18年学习和职业生涯里,纯粹的技术男一直是他最重要的标签。但早年横溢的才华并没有让他沉溺在对技术开发的追求中。初入职场,他就开始努力尝试忍受缺陷来换取合作的成功。他反复向外界讲述的一个故事,是2003年用盒饭吸引清华学生兼职开发程序,但除此之外,他还对我讲了一个极大改变他想法的故事。1999年,王小川读大四,需要找一位同学做搭档和他一起写程序。他发现,搭档的代码质量和优雅度都没有他好。“这个时候你需要学会妥协,从现实的互联网效率来讲,我们需要更快的节奏存在,所以就必须忍受不完美。”

那次之后,强调代码“优雅”的王小川就逐渐脱离了作为一位艺术家的纯粹情怀,他开始以更加世俗的方式在互联网世界中生存。

此前一年,王小川的搜狗被腾讯以4.48亿美金入股36.5%,腾讯这一入股行动也使他的身家跨上能与他当年视为灯塔的互联网巨头比肩的地位。多数公开报道都披露了腾讯入股背后的内幕:张朝阳原本打算将搜狗卖给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是王小川靠自己的游说改变了张朝阳的决定,最终与腾讯结盟。

我很想知道在这场复杂而曲折的交易背后王小川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如何避免陷入被互联网巨头摆布的尴尬境地,又如何在马云、马化腾、周鸿祎三者中重新选择并掌控自己的命运。当天,王小川心情甚好,讲起他对“选择”与“游说”的理解。

王小川把腾讯看作一块沃土,而搜狗恰能成为沃土上的种子。“我觉得腾讯是一个价值没有开发完全的资源,搜狗过去是创造价值的。”腾讯入股搜狗完成后,张朝阳也肯定了他的想法。王小川转述说:“按照张朝阳的说法,如果被周鸿祎收购,一方面是对搜狗团队不确定的事情就会多很多;另一方面很有可能360入股后,搜狗就被碾碎了。搜狗是去滋养360发展的,搜狗已经形成的这种价值和创造力,就没有了。”

这不是王小川第一次主动拒绝周鸿祎。在2010年,为了拒绝周鸿祎入股搜狗,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找到马云,并花了40分钟说服他入股搜狗。

那一次,王小川大获全胜。他依靠自己的游说能力成功避免了周鸿祎控制搜狗,并最终使搜狗从搜狐的事业部成为一家独立公司。王小川深知在互联网巨头林立的丛林中独立的意义。丁磊曾告诉王小川:“如果搜狗不能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那就什么都做不成。”

3年以后,王小川的独立之路变得更加复杂,他再次遇到了周鸿祎。2012年底,腾讯董事长马化腾找到张朝阳希望入股搜狗。对王小川来说,腾讯入股意味着搜狗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但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腾讯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搜索品牌搜搜,又希望控股搜狗。张朝阳对于腾讯开出的筹码并不满意,他转而和老朋友周鸿祎重新谈起入股搜狗的合作。

此刻的王小川必须很快在互联网的复杂恩怨关系里找到能代替周鸿祎进入搜狗的人。他对我说,他理解腾讯刚开始不愿意放弃搜搜的想法—“虽然腾讯的老板很愿意,但腾讯下面的各种诸侯高管们可能觉得,虽然搜搜兄弟做得不咋样,但也是腾讯家族成员,其间会有种种情绪存在。”当时,王小川认为,虽然自己联盟腾讯的路线好,但要把它做到,还需要有很多细腻的工作要去做。

当时,外界已经盛传张朝阳要将搜狗卖给周鸿祎,王小川开始与腾讯进行沟通,理解他们的想法。他又一次施展了他在大学时代踢前锋的速度,他要抢在周鸿祎进入搜狗之前说服腾讯入股。最终,他依靠自己的艰苦游说实现了这一点,再次在互联网巨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保持了搜狗的独立。

王小川说,中国互联网20年之于自己的意义在于,他正在参与中国互联网的一场盛宴,除了享受盛宴的果实外,他觉得自己也正在创造盛宴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王小川将遭遇此前已在盛宴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强大的同行。王小川说,他不会去做欺负弱小的事情,他要做的是打破互联网的垄断。

张向东:信息革命并非利益集团决定

张向东的工作近似大航海时代中的商船船长,他开发的GO桌面就像一支船队,不断将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发的产品搭载至海外。

本刊记者 / 梁君艳  实习生 / 李梦阳  图 / 王钊

张向东没能分食到PC互联网的盛宴,但他奋力扎进了移动互联网浪潮。如果说中国互联网在诞生之初与互联网发源地美国还存在时间差,2010年掀起的移动互联网浪潮下中国则与世界完全同步。

正如15世纪大航海时代中欧洲人对航海技术的突破,21世纪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也将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带进大航海时代,腾讯的马化腾、UC优视的俞永福都将触角伸向海外。张向东的工作近似开拓新航线的商船船长,他开发的GO桌面就像一支船队,不断将中国互联网企业开发的好产品运到海外,再销售给国外用户。

2014年3月26日,张向东任总裁的久邦数码公布上市以来的第一次财报,截至2013年第四季度,其战略产品GO系列在Google Play的总下载量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Facebook 和 Google,其中GO桌面全球用户达到2.69亿,70%的用户来自海外。这也让GO桌面成了国产手机应用在海外最重要的分发平台之一,张小龙的微信和傅盛的金山清理大师拓展海外市场都要求助于它。

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下,张向东的GO桌面好像搭载众多中国创业者生意通向西方的航船,船只能否在海面上顺风顺水,关键看船长对风向与洋流的判断。

公司财报发布前5天,37岁的张向东坐在他北京的银河SOHO办公室里,回溯自己为何关注手机应用时说,移动互联网未来趋势一定是在手机这个终端上,“手机是个有联网能力又有运算能力的终端,肯定会超越电脑”。

张向东点评自己的久邦数码一路从做3G门户(WAP网站),到押宝“手机心脏”(在塞班系统运行的手机软件)再到做“GO桌面”(在安卓系统运行的APP)时说:“趋势是对的。”但他也表示,“成功的偶然性是非常大,你说哪个东西能告诉这个人方向是对的,他怎么知道呢?”

他的航海经历并不顺利,其“手机心脏”还没上线就“胎死腹中”,随后上线的GO手机浏览器又因技术资源调配失误而叫停,直到2010年10月启动GO桌面项目,久邦数码这艘“商船”才找到明朗的航行方向。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搭载众多软件的GO桌面并没有获得国内用户的青睐,反而在海外市场率先火爆,一开始这种反差并未引起张向东的注意。产品上线半年后,张向东才决心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最后终于带领久邦数码“登岸”。2013年11月22日,久邦数码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国内首家赴美上市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当时我怎么知道GO桌面会成功,谁能知道?”张向东认为,GO桌面的成功当时看来有一定偶然性,尽管“手机心脏”为GO桌面的成功奠定了开发基础。

他感慨命运起伏的不可捉摸,“创业的路就和你出去骑车一样,前面是未知的,你要享受得了下坡、平路,还要享受上坡的艰难。”

扎进移动互联网浪潮前,张向东第一次创业是失败的,第一次高考也是失败的,但这些失败经历为他日后适应骤然变幻的互联网水域训练出了顽强的航行耐力。

199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张向东创立了一家名为“解决”的类似RSS软件公司,但最终没能解决互联网世界的任何问题,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因遭遇互联网泡沫而宣告失败。他一度逃离了互联网圈做了20个月记者。久邦数码是张向东创办的第二个公司,这家公司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公司创始人还有他的大学同宿舍同学邓裕强。2004年久邦数码上线3G门户之前,移动运营商对产品终端的运行平台、功能、内容、界面甚至销售渠道都严格控制。3G门户以破坏式创新的方式杀进市场,用免费资讯加收费广告的模式吸引用户,这曾是全球首个流量超过运营商的网站。

互联网企业的角斗,随时都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后来新浪、网易这样的大门户纷纷开发WAP网站,久邦数码遭受重创。到2010年时,中国移动互联网流量市场占有率中,3G门户仅占2.3%。

张向东每天都有危机感,他的危机感在移动互联网行业走向转折点时尤为强烈。2007年苹果公司的iPhone问世并很快横行天下,一场应用系统的洗牌战争也悄然开始,2009年到2013年,大批基于iOS和安卓的APP涌现,而长达14年历史的塞班手机操作系统于2013年1月谢幕。

这一场移动互联网终端手机搭载系统的改朝换代,冲击到了张向东与他的团队。其时,张向东曾组建一支100余人团队于2005年开始研发“手机心脏”,这是一款基于诺基亚塞班平台运行的桌面应用,它集桌面美化和网络浏览器等功能于一体。但是行业的瞬息万变最终导致这款耗费几年心血的“手机心脏”胎死腹中。2009年,张向东在煎熬中叫停“手机心脏”,自此转向安卓平台。

张向东在他的博客里曾写下一个比喻—非洲草原上横渡马拉河的百万角马,跟不上季节变化就注定会被抛弃,随时都可能被水底的鳄鱼吞噬。这也是对航海者的命运写照。过去十年,无数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被吞噬,完整经历过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只有久邦数码和优视科技。

张向东如此总结他在互联网大潮的成败:“信息革命和其他革命不同,它是在真正的潮流中前进,而非利益团体决斗后的胜者决定方向。谁最符合信息世界本身的规律,谁会赢得最后的胜利。”

移动互联网天然的国际化为中国企业寻求全球同步发展带来契机,张向东作为最早一批的出海者,有幸抓住了这个机会。但如何在异国运营与生存,是久邦数码眼下面临的最大难题。

如今一波又一波的渡河者正加入移动互联网浪潮。张向东告诉新入者:“时代一定是往前发展进步的,既然你不能选择你所处的时代,你就不要去为它牢骚满腹。你以为你生长在前十年,你就能成为马化腾吗?你为什么不能先成为一个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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